拙诚 何以能胜巧伪？
曾国藩在处理湘军集团内部关系时，以“拙诚”为原则，尚拙，尚诚。他说”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
他一直秉承“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对事，以救国卫道的诚心，并以这种精神去组建和凝聚湘军，而非仅以兵饷丰厚为饵。对人，不用权术，对同事和下属推心置腹。“凡正话、实话多说几句，久之人自能亮其心，即直话不妨多说，但不可以讦为直，尤不可背后攻人之短”。这一点其实非常难得。人与人之间的猜忌和不信任大多来自沟通不畅，这种不畅有主观客观各种原因，但主要源于各人之间的私心。要减少和避免这种情况，身为长官首先要开诚布公，以诚相待，才能有可能上行下效，营造良好的风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专门提到“长官之于属僚，须扬善公庭，规过私室”。中国是面子社会，但顾及面子不等于总是面上说好话，和稀泥。所谓待人真诚，应该是要在合适的时候和场合说真话，直言规劝，最忌讳的是当面说好话，背地说坏话。
史上最牛书呆子，曾国藩打仗全凭这2个字
文 | 宫玉振 军事学博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管理学教授
源 | 正和岛（ID：zhenghedao）
曾国藩曾一度被人认为是“书呆子”，而正是这样一个“书呆子”，却在晚清危局时刻挺身而出，操练湘军，抗击太平天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曾国藩和他的湘军，究竟为什么能够打胜仗？
蒋方震说，曾国藩领导的湘军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有主义的军队”。而湘军之所以能够把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下去，是源于一种刚健而持久的强大的精神动力，这样的精神动力与其组织者曾国藩本人息息相关。
不少人心中的曾国藩，往往是“权谋”的化身，曾国藩因此也成为官场权谋的代名词。这其实是极大的误解。曾国藩并非天资聪颖之人。左宗棠对曾国藩的评价是“才略太欠”，是个“书憨”，即书呆子。梁启超也说曾国藩“非有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曾国藩也很有自知之明，他评价自己“生平短于才”“自问仅一愚人”。他给家里写信时也说，“吾兄弟天分均不甚高明”。他曾以读书、做事为例说：“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曾国藩的这些特点，同以聪明和才略而著称的胡林翼与左宗棠相比，确实是非常突出的.然而曾国藩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恰恰因此而发展出了一套践行自己理念的“拙诚”的功夫。“拙诚”强调的就是不存投机取巧之心。所谓“拙”，就是一步一步地去做；所谓“诚”，就是实心实意地去做。在一个虚浮、圆滑、取巧、推诿成为社会普遍心态的时代，曾国藩却揭橥了“天道忌巧”的命题。他高呼“去伪而崇拙”，相信“惟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惟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梁启超认为曾国藩的成功，恰恰就在于这个“拙诚”的功夫。民国年间的学者萧一山也说“不尚机权，惟务质实”是曾国藩人生哲学的核心。“拙诚”二字，正是帮助我们揭示出曾国藩身上所具有的领导特质与事业成功要素的关键。
理念上曾国藩高扬的是“舍身卫道”“杀身成仁”，相应在人才的选拔上，他选择的就是能够切实认同这种理念并加以践行的“朴拙之人”。曾国藩揭橥了“以忠诚为天下倡”的理念，然而他所面临的却是投机取巧、虚伪浮滑的普遍的社会心态。承平日久，无论是官场还是军队，都是“巧滑偷惰，积习已深”。自太平天国起义以来，清政府的正规军绿营一败涂地、望风而逃，“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割之用”，原因就在于当时的绿营“无事则应对趋跄，务为美观；临阵则趦趄退避，专择便宜；论功则多方钻营，希图美擢；遇败则巧为推诿，求便私图”。人人都想着投机取巧、争功诿过，这样的军队根本形不成战斗力。在曾国藩看来，要想打败太平军，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习气。为此，曾国藩自编练湘军始，就非常重视避免使绿营养成虚浮的习气，而是使其养成一种朴实纯正的作风。为此曾国藩从最根本的选人环节入手，提出在选人上，除了以“忠义血性”为本之外，还强调军官一定要选“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兵勇则一定要选“朴实而有土气之农夫”。湘军对军官的选拔，以“朴实廉介”为原则。曾国藩说，“大抵观人之道，以朴实廉介为质。以其质而更傅以他长，斯为可贵。无其质则长处亦不足恃”（大概说来，考察人才的优劣，应当以看他是否具备朴实、廉正、耿介的品质为主。有这样的品质，又有其他的特长，才是最可贵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品质，即使有其他的特长，也是靠不住的）。他认为，“军营宜多用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纯正”。所以他特别强调要“于纯朴中选拔人才”，认为“专从危难之际，默察朴拙之人，则几矣”（专门从危难之际，不动声色地识别出那些有朴拙品质的人才来加以重用，这样才是可以的）。曾国藩所说的“纯朴之人”“朴拙之人”，是指具有朴实、踏实，无官气、不虚夸，不以大言惊人、不以巧语媚上，负责实干、吃苦耐劳的作风的人才。曾国藩之所以喜欢用朴实之人，一个原因就是这样的人实实在在，没有投机取巧之心，只要把任务布置给他，他就会往死里打。而那些浮滑的将领，“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越，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一旦遇到危险，他们神情的慌张，足以动摇军心；他们言辞的圆滑，足以混淆是非）。所以，他说湘军从来不喜欢用太能说会道的将领：“凡官气重、心窍多者，在所必斥。”湘军的军饷在当时是比较高的，所以很多人都愿意应募当兵。在湘军早期招兵的时候，曾国藩往往会亲自面试。他坐在一张桌子的后面，如果前来应募的人面色白白净净，眼珠滴溜溜地转，一看就是“城市油滑之人”，他马上就连连摇头，表示不行；如果前来应募的人皮肤晒得黑黑的，手脚粗大，脚上恨不得还粘有泥巴，一看就是刚从田里来的乡野农夫，他马上就连连点头，表示可以。用他的话说，他专选那些“朴实而有农民土气者”，而“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选什么样的人，决定了一个组织会形成什么样的作风。湘军选的都是朴实、拙诚之人，由此也就形成了湘军以朴实为特点的作风。曾国藩曾说，“楚军水、陆师之好处，全在无官气而有血性，若官气增一分，则血性必减一分”（湘军水师、陆师，最大的好处就是实实在在，没有虚浮的、摆架子的、面子上的东西，有的只是一种朴素的、实实在在的血性。如果虚浮的东西多一分，实实在在的东西就会少一分）。他还说，“我楚师风气，大率尚朴实，耐劳苦。老湘营恪守成法，故声名历久不衰”（湘军的作风，大致说来就是六个字：尚朴实，耐劳苦。老湘军恪守这样的原则，所以能够基业长青）。他还警告说，“历岁稍久，亦未免沾染习气，应切戒之”（时间长了，任何组织都会不可避免地沾染上虚浮的习气，这是一定要切切警惕的，因为正是这种习气会掏空一个组织的基础）。“尚朴实，耐劳苦”，可以说是湘军战斗力的来源。湘军靠什么打胜仗？靠什么持续地打胜仗？靠的就是这种“尚朴实，耐劳苦”的作风。而湘军之所以能形成这样的作风，关键就是湘军选募时坚持选实在朴拙之人。曾国藩的用人，表面看来迂阔笨拙，其实这正是他的过人之处。
在具体的管理上，曾国藩强调的则是“大处着眼，小处下手”的平实功夫。管理最忌讳的就是全无实际而空谈误事。曾国藩从一开始就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强调“军事是极质之事”，来不得半点虚浮的东西。他说自己“恶闻高言深论，但好庸言庸行”（厌恶听到那些高谈阔论，只喜欢平实之言、平实之行）。他在解释什么是“实”时说：“实者，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什么是实？实就是不说大话，不求虚名，不做虚浮无根的事情，不谈不着边际的道理。总结曾国藩的管理风格，可以说是以“勤、实”二字为核心的。他说，“治军总须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带兵一定要脚踏实地，勤勤恳恳，一步步地从小事做起，才能日积月累，见到成效）。“勤”的核心，是“五到”“三勤”。他说：办事之法，以五到为要。五到者，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身到者，如做吏则亲验命盗案，亲巡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探贼地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晰，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理其绪而分之，又比其类而合之也。眼到者，着意看人，认真看公牍也。手到者，于人之长短，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也。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口叮嘱也。
湘军之中，各级将领，从大帅以下一直到营官，都是以亲看地势为行军作战的第一条原则。像曾国藩进攻武昌，就是先乘小船亲赴沌口相度地势；左宗棠攻杭州，也是先骑马赴余杭察看地形。他们都是在看明地形之后，才制定进攻的方略。其他将领像塔齐布、罗泽南、王錱、刘典等，都是以善看地势而著称。刘典在嘉应作战时，在战前的几天，带领自己手下的统领、营官们，将附近方圆数十里内的大小路径全部勘察了一遍，达到了如指掌的地步。仗打起来后，冲、堵、抄、截，各尽其能，一战便全歼了对手。身到之外，心到、眼到、手到、口到，湘军上下也都是全力施行。这“五到”，重心在于一个“到”字，不是六分到位、七分到位，而是十分到位，反映了湘军对执行力的高度重视。“五到”构成了湘军基本的治事之方。除“五到”之外，曾国藩还有“三勤”的说法。所谓的“三勤”，是指“口勤、脚勤、心勤”，其实就是对“五到”的另一种表述。曾国藩说，“近年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陆氏但称先立乎其大者，若不辅以朱子铢积寸累工夫，则下梢全无把握。故国藩治军，摒弃一切高深神奇之说，专就粗浅纤细处致力”（近来有了几年的带兵经验，越发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天下之事，当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陆象山只是说“先立乎其大者”，如果不加上朱熹铢积寸累的功夫，那么下手之处全没有把握。所以我治军，摒弃所有高深神奇的理论，专门就粗浅纤细处下功夫）。曾国藩对于下属的要求，往往就是办事要从浅和实的地方下手。张运兰，字凯章，因为做事扎实，曾被曾国藩一再提拔。有一次，曾国藩安排张运兰与宋梦兰配合作战，他专门给宋梦兰写信说，“凯章办事，皆从浅处、实处着力，于勇情体贴入微。阁下与之共事，望亦从浅处、实处下手”（凯章这个人办事，都是从浅处、实处下功夫，对士兵的情况体贴入微。阁下您与他合作，希望也要从浅处、实处下手）。湘军之中，从粗浅纤细的“小处”下手，典型的例子就是曾国藩亲手拟定的《湘军日夜常课之规》。这是他制定出来的“日日用得着的”、人人易知易行的规章制度。其基本内容其实非常简单，就是点名、演操、站墙子三项。点名则使士兵不能私出游荡，为非作歹；演操则使士兵锻炼体魄，熟练技艺；站墙子则士兵日日如临大敌，有备无患。
这些都是军队管理的基础。这三项，也就是所谓的“湘军家法”。这些营规看起来十分粗浅、简单，甚至给人以笨拙的感觉，但却是实实在在、脚踏实地地抓住了治军的关键。正因为它是粗浅简单的，士兵才能人人易知易行，成为训练有素的军队。正是这些粗处浅处，奠定了湘军战斗力的基础。用胡林翼的话说：“兵事不可言奇，不可言精，盖必先能粗而后能精，能脚踏实地乃能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稻盛和夫在解释是什么造就了平凡人的非凡时也说：“是那一股能默默专注在同一件事上而不感到厌烦的力量，也就是拼命去过每一个今天的力量，以及一天天去累积的持续力。换句话说，把平凡化为非凡的是‘持续’。”他还说：“要在人生这个大舞台上演一出精彩的戏，得到丰硕的成果，所需的能力不是单靠脑细胞的多寡来定高下。要看的是，能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凭着一股傻劲认真去做，而遭遇困难时也能不闪不躲与其正面交锋？这可以说是成功的不二法门，也是我们必须时时刻刻牢记在心的原理、原则。”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曾国藩并没有超群绝伦的才华。在当时的著名人物中，他被认为是最迟钝愚拙的一位。他的一生，也一直在逆境之中，然而他立德、立功、立言，达到了古人所说的三不朽的境界，他的成就震古烁今，没有一个人能跟他相比，这是什么原因呢？
他一生得力的地方，在于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尽百千险阻而不屈服；
他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此而已！如此而已！
的确，曾国藩的成功，靠的并不是投机取巧。他靠的是对理念和信仰的坚守，靠的是“惟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惟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的信心，靠的是“知一句便行一句”的力行。曾国藩说：“天下事，未有不由艰苦得来，而可大可久者也。”取巧只是小聪明，只会得益于一时；拙诚才是大智慧，方可奠基于长远。曾国藩的“不求近效，铢积寸累”“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正是所有那些能够成就伟大事业的领导者的基本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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